我親歷第一面五星紅旗的誕生

彭光涵在家中接受本刊記者采訪。其右側的國旗模型是2006年他過生日時國旗班戰士贈送給他的禮物

照片來源:徐訊/人民畫報

北京,天安門廣場,每天清晨,伴隨著旭日的第一道霞光,五星紅旗在莊嚴的國歌聲中冉冉升起。今天,這個周而復始的固定程式,成為國家的象征,更成為每個中國人心中一道圣潔絢麗的風景。但對于五星紅旗誕生的始末,卻不是所有人都了解。2008年12月21日,時值冬至,是北京入冬以來最冷的一天,我們走進了親歷五星紅旗誕生過程的彭光涵老人的家門,一起去回憶那段不尋常的往事。

第六小組

雖然已經九十高齡,但彭老依舊身板硬朗,精神矍鑠。提起60年前見證第一面五星紅旗誕生的那段經歷,他娓娓道來,仿佛這些事就發生在昨天。

彭光涵生于1918年,1928年隨家逃難到馬來亞,1935年參加馬來亞共青團,1937年轉為馬共黨員。組織華僑募捐支持抗戰。1940年回國,在太行山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后來到延安、張家口等地工作。新中國成立后,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華僑事務委員會副主任。在自己的經歷中,最讓彭老感到自豪和幸福的是,1949年他參與了新中國新政協會議的籌備工作,見證了國旗、國歌、國徽、紀年、國都的誕生過程。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在北平(今北京)中南海勤政殿開幕?;I備會設立了六個小組,分別進行新中國成立的各項準備工作,其中第六小組負責擬定國旗、國歌、國徽、紀年、國都等方案。第六小組組長是著名教育家、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馬敘倫,副組長是當時北平軍管會主任、市長葉劍英和作家沈雁冰(茅盾);組員有田漢、郭沫若、鄭振鐸、李立三、廖承志等共十六人。彭光涵當時擔任了第六小組的秘書,是第六小組中年紀最小的,當時他31歲。

彭光涵說:“當我知道自己被委任為第六小組秘書時,心情非常激動。議定新中國的國旗、國歌、國徽是一件具有歷史意義的工作,自己能和第六小組的成員和專家一起完成這項光榮的任務感到十分榮幸?!庇捎诟械阶约喝狈τ嘘P國旗、國歌、國徽等方面的知識,在葉劍英的指點下,彭光涵拿著政協籌備會的介紹信到北京圖書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圖書館搜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后各國的國旗、國徽圖樣,為以后的甄別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1949年9月27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一致通過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圖中右邊舉旗者為彭光涵

 

 

1949年,彭光涵在中南海工作時的照片

征集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報》等七家報紙開始刊登政協籌備會關于征集國旗、國歌、國徽等方案的啟事。國內解放區各報紙、香港及海外華文報紙也立即轉載了這個啟事。征集啟事刊登后,國內外各階層人士熱情應征,彭光涵和籌委會工作人員每天都加班加點拆封審閱、登記、統計全國和國外各地群眾寄來的來稿。截至8月20日,僅國旗的應征方案就達1920件,圖案2992幅。

每天上午,彭光涵都在中南海辦公室把拆看、分類、登記后的來稿用自行車送到北京飯店413房會客廳。這是第六小組日常工作的地方,廳很大,室內桌面上分類擺著應征圖案,后來稿多了,桌面不夠用,稿件只好擺在地毯上,鋪了滿滿一地。

當時正是八月酷暑,按說北京飯店的環境已很不錯了,但降溫也只能用電風扇,可電扇一開,滿桌滿地的稿件就凌空飛起,這樣大家只好搖著紙扇,汗流浹背地苦干。

第六小組從7月4日成立起,經過兩個多月緊張認真的征集和審閱工作,9月14日小組第四次全體會議上,就國都、紀元、國徽、國歌問題達成了一致意見,但國旗問題一直爭論很大。

彭光涵介紹說,對于群眾的來稿,小組成員經過討論,有三類來稿被篩選掉了:第一類是有鐮刀錘子的,有模仿蘇聯國旗的痕跡;第二類是用嘉禾齒輪的,圖面比較復雜;第三類是采用兩色或三色橫條或豎條的,模仿西方國家國旗的痕跡很明顯。按照這個原則,小組成員從2992幅圖案中最后選出了較好的40余幅作為初選圖案由彭光涵送交周恩來審閱。周恩來對彭光涵說:“你把這些圖案分類編成冊,給每個圖案編號,但不寫作者姓名,避免審閱人帶有偏見。初選圖案仍由第六小組進行復選,精選出一批圖案,上報大會主席團?!?/p>

第六小組經過認真復選,最終確定了38幅圖案,以“復字第×號”作為編號,編輯成一冊《國旗參考資料》送交大會審閱。

 

1955年,彭光涵與夫人、孩子的合影

“復字32號”

1949年9月23日上午,政協全體會議代表分組討論國旗方案。各小組討論十分熱烈,也有很多爭論,最終也沒有就國旗方案形成定論。

政協大會決定9月30日閉幕,而國旗圖案遲遲不能定案,第六小組成員都很焦急,在當晚的會議上,副組長沈雁冰對彭光涵說:“你是秘書,又住中南海,可以見到毛主席、周恩來副主任(新政協籌備會成立了常務委員會,毛澤東任主任,周恩來任副主任),你盡快向他們匯報目前的困難情況,請他們指示如何辦?!敝芏鱽碓诼犎×伺砉夂瓕Φ诹〗M推薦的38幅圖案和當天各小組的討論情況的介紹后問彭光涵:“你接觸過很多圖案,也聽了很多反映,除了1、2、3、4號圖案外,還有哪些圖案有比較多的人喜歡,容易獲大家一致同意?!?/p>

彭光涵翻到《復字32號》(紅地五星旗),并拿出投稿人曾聯松的原稿對周恩來說:“這幅圖是在截稿前兩三天才收到的。當時馬敘倫、田漢、郭沫若等人認為這個圖案有新意,美麗大方、簡潔,但在五星內有鐮錘不好,建議刪去后可作為復選稿,印出來的圖案是我根據小組意見重新畫的圖案。對四個小星的說明詞是:‘代表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第六小組認為這個說明不符合中國國情,進行了修改。9月23日上午各小組討論時,不少人對《復字32號》紅地五星旗很欣賞,說旗面莊嚴美麗、制作簡便、有中國新政權的特征,表示共產黨領導下的四大階級大團結。

“但是,有個別代表認為《復字32號》雖然好看、獨特,不雷同其他國家的國旗,代表了在共產黨領導下團結全國人民的政治體制,但改過后的說明詞還不好。

“我認為如果《復字32號》的旗面能為大家接受,而且對四顆星的含義作更準確的解釋,我想這面紅地五星旗有可能被大家接受?!?/p>

周恩來聽后很滿意,拍著彭光涵的肩膀說:“好,你按《復字32號》圖案畫一張大一點的圖樣,還要做一面大旗,用綢料做,明天下午交給我?!?/p>

 

1980年國慶節,時任國務院僑務辦公室副主任的彭光涵(右四)與廖承志(右一,時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等在人民大會堂

第一面五星紅旗

彭光涵接受任務后立即四處尋找畫筆、顏料、紙張,等一切備齊時已是后半夜了,他自己動手,畫一幅比《國旗參考資料》開本大一倍的圖案,涂上顏色,用了近兩個小時。此時,窗外微微發白,新的一天又開始了。他把畫好的紅五星旗交給周恩來的秘書,并告訴他,這是周恩來要的,一定要盡快交給他。

彭光涵通宵工作之后,此時卻毫無倦意。他跑到食堂吃了一碗棒子面粥和兩個窩窩頭,然后就騎上自行車,直奔前門。他要搶時間在9月24日下午把紅地五星旗縫制出來。

在前門大柵欄,彭光涵找到了一間制旗社,對站在柜臺后的師傅說要做一面大的紅地黃五星旗,把《復字32號》國旗圖案給他看,強調這面旗很可能成為新中國的第一面國旗。師傅聽后十分興奮,馬上把老板請出來洽談。到下午3時,一面大旗做好了。當彭光涵要付錢的時候,制旗社的老板無論如何也不收他的錢,并說:“小店能為新中國做一面國旗十分榮幸了,這樣的機會想找也找不到?!?/p>

9月27日,人民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當天的最后一個議程是討論審查委員會提出的《國旗、國都、紀年、國歌決議草案》。當大會討論和表決國旗方案時,主席臺展現出一面“紅地五星旗”,所展示的正是彭光涵騎著自行車在大柵欄所做的那面紅旗,彭光涵也成為展旗人之一。大會對國旗的名稱進行了修改,將“紅地五星旗”改為“五星紅旗”。大會通過了將五星紅旗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的決議。

國旗方案通過后,考慮到國旗設計者曾聯松所寫的制旗方法很復雜,周恩來要梁思成、胡喬木和彭光涵立即改寫制旗說明,以便能方便地組做標準國旗。當晚,經他們三人研究討論,梁思成首先按原說明在坐標紙上畫出旗的長高比例和五顆星的位置,改寫后的說明由胡喬木定稿,由彭光涵抄清后送周恩來審批。隨后,最終確定的制旗法通過電報,傳遍了全國。

1949年10月1日下午3點,彭光涵同中央機關干部一起,站在天安門城樓前東側靠中路的觀禮臺上觀禮,親眼看到了鮮艷的五星紅旗第一次在中華大地升起……

 

(轉載自:《人民畫報》,記者/黃麗?。?/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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