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的抉擇

1947年,袁超俊、鐘可玉與孩子照于香港

照片來源:袁明

- 一 -

“國民黨當局一手包辦的 ‘國民代表大會’,是破壞政協決議,違背全國民意,企圖使獨裁、內戰、賣國‘合法化’的分裂的偽‘國大’,中共堅決反對,絕不承認。中共愿和全國人民為真和平真民主奮斗到底!”

1946年11月15日下午,南京梅園新村十七號,周恩來面對云集而至的中外記者,憤然怒斥蔣介石國民黨當局冒天下之大不韙、踐踏民主與和平的卑劣行為。彼時,抗日戰爭的硝煙剛剛散去,滿目瘡痍的中國大地渴盼著一場徹底的休養生息。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卻一手撕毀與共產黨的和平協定,迫不及待地發起全面內戰,大舉進犯陜甘寧邊區,并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強行通過以國民黨獨裁為核心思想的所謂的“新憲法”。

1947年3月5日,上海辦事處撤退時留影。左起:魯映、王知還、計錦洲、陳家康、王凝、吳月風、劉昂、錢之光、王月仙、華崗、王文忠、潘梓年、楊少林

照片來源:《錢之光傳》

周恩來在回答記者問時指出,政協以來和談之門已最后關閉。中共代表團將于日內返回延安。但京滬兩辦事處仍將保留,由董必武、錢之光主持。國民黨大舉進犯陜甘寧邊區,中共將堅決抵抗,誓為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新中國而奮斗。

1947年,遠眺維多利亞灣和新界群山

半夜兩點,剛處理完繁雜事務的周恩來將特別秘書袁超俊召進辦公室,直接指示他,因為形勢嚴峻,中共留在京、滬、渝公開機關的工作人員隨時可能被迫撤離或被扣留,所有人根據實際情況疏散、隱蔽、撤退。袁超俊夫婦二人需要到上海轉入地下,與董必武、錢之光一道工作。

雖然還不清楚具體任務是什么,袁超俊也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到上海就位。但是那時的他和鐘可玉已經有了一對雙胞胎兒女,家庭如何安排,也是個問題。思考良久,他們把身體相對較弱的兒子托付給重慶的弟弟,只帶著不到一歲的女兒到達了上海,并在組織安排下租了一套房子居住下來,靜靜等待下一步指示。其間,因為國民黨的破壞,袁超俊與組織一度失聯。

東北局駐朝辦事處原址

照片來源:朱佳木

在忐忑不安的等待中,一個月后,周恩來同志派人找到了他們,清楚地指示:去香港,與聯和公司的楊琳一道工作。

- 二 -

國內戰亂伊始,大批富客豪商、殷實家庭都想法設法弄一張招商局的船票,裹挾著一輩子的資產背井離鄉,到臺灣或香港避難。每天,都有大量的人從上海出發,先??颗_灣基隆,再到香港。暴增的人口帶來了擁擠,也帶了大量民間財富。英國政府從賣國求榮的國民黨手中再次輕而易舉得到了香港的管轄權,在殖民者的強勢統治下,被日軍摧殘已久的香港反而得到了暫時的平靜和畸形的繁榮。但在那平靜之下,國際國內各方力量彼此角力,革命者與獨裁者你死我活的斗爭在另外一個戰線激烈持續。

1998年第2期的《紅巖春秋》上刊登了袁超俊回憶錄

這天,香港德輔道交易行聯和公司的辦公室里,楊琳正在伏案工作,一個溫文爾雅的青年男子走進來,微笑著對他伸出手,說道:“楊先生,我來向你學做生意了?!睏盍障渤鐾?,上前緊緊握住了他的手……

袁超俊一家三口在香港安頓下來后,他逐步熟悉了聯和公司的工作。在他的印象里,當時的聯和公司沒有什么發展,主要原因是楊琳受指派返回香港也不久,而且沒有資本投入,在香港做不開生意。在困難的條件下,聯和公司作為中共的一個對外經濟聯絡點支撐了下來。但是,由于“楊老板”為人厚道,被交易行的一些商人承認,信譽良好,這已是很大的成績。

于是,袁超俊開始了每天從九龍乘船渡海到天星碼頭上岸,再步行到德輔道交易行坐班的生活。妻子鐘可玉更多地是在家里帶孩子。不久之后,家人還幫他們送來了小兒子。

到小兒子的一剎那,作為母親的鐘可玉不禁掉下淚來。由于國內動蕩,特務遍地,家人不敢讓孩子多見陌生人,所以不敢請人照看。兒子平時是老人帶著,不僅骨瘦如柴,還得了疳積,頭大肚子大,體重卻很輕。袁超俊只能暗暗慶幸起碼孩子還活著,以后再慢慢調養。

在烽火連天的大陸,隨著解放戰爭的展開,亟需加強香港與解放區的經濟來往,以便為解放區輸送西藥、無線電器材、工業原料等解放區所必須但不能生產的物資。受中央指派,錢之光必須打通解放區與海外經濟聯系,發展好與海外的經濟貿易,尤其是煙臺、大連與香港貿易的可能性。在香港經營多年的聯和公司無疑是這個鏈條上的重要一環。

- 三 -

947年下半年,身在東北解放區的錢之光派人到香港,與楊琳、袁超俊等共同研究了打通貿易渠道的可能性,并上報中央。眼看著又要執行重大任務,袁超俊很是興奮。

很快,11月左右,在各方努力下,蘇聯客貨輪“阿爾丹號”首次運來了產自解放區的一千噸東北大豆,還有黃狼皮、中藥材等東北土特產,從朝鮮羅津港出發駛抵香港,隨船帶來的還有一批黃金,作為聯合公司發展業務之用。這標志著,東北解放區與香港的貿易通道正式打通。此后,在曠日持久的解放戰爭中,那些在滾滾行進的小輪車上源源不絕送往前線的炮彈和藥品,有一大部分就是來自這條寶貴的貿易通道。

而袁超俊也更加繁忙起來。除了公司日常工作,他接到“胡公”(周恩來)指示,為加強香港與解放區的電訊聯系,要在香港增設一部秘密電臺,由袁超俊負責管理。他深知這個任務的重要。小小的電臺,牽連著解放區的經濟命脈,甚至會直接影響戰局的走向,唯有用最大的努力去守護,必要的時候,不吝犧牲。

在當時香港新華分社副社長蕭賢法的協助下,電臺建得很順利,報務員也到位了。為了架設電臺,袁超俊把家從九龍白加士街搬到香港跑馬地東邊禮頓山道,租了一幢二層小樓的二室一廳房,他們一家住前間臥室,報務員小李一家住后間。后來,因為擴建,人員也增加了,電臺還搬了一次家。每次,當報務員小李拍發電報時,袁超俊要到陽臺上望風,警惕港英當局的電訊搜查,每當聽到遠遠的有吉普車的聲音,他就要立刻發信號給小李,叫他暫停發報。 每天,他們都在繁忙與高度緊張中度過。但是,再苦再累的生活中,也有喜訊降臨,為冷峻的日常增添融融暖意——到香港一年后,袁超俊夫人鐘可玉有了身孕。

1947年12月袁超俊夫婦在香港禮頓山道住處,守護秘密電臺

只是初期的高興過后,這個即將降生的孩子卻讓他們一籌莫展。 秘密電臺就在家里。為保證電臺的絕對安全,避免引起港英當局和國民黨特務的懷疑,不可以讓任何陌生人到家。所以這個孩子如果出生,不僅不能請保姆,連至親好友也不能來家里幫忙,只能自己工作之余來照顧。但妻子鐘可玉不僅要工作,還要撫養一對正在蹣跚學步的雙胞胎,報務員小李夫妻和他們正吃奶的孩子的生活也要安排。若再添一個孩子,是怎樣也顧不過來的。革命工作與可愛的小生命之間,只能有一個選擇。

在患得患失中,孩子降生了,是一個美麗的女孩。

1949年11月,袁超俊全家乘東方輪,從香港回到北京

1948年5月的一個雨夜,經過反復的思量,袁超俊和妻子鐘可玉含淚將還在襁褓中的女兒送給了他人撫養。當領養人來醫院抱孩子走時,袁超俊一家人輪流把她抱在懷里,親了又親,舍不得放手……

以后的日子里,袁超俊只能在日記里表達對小女兒的思念,其中有一篇這樣寫道:“爸爸就只有你一張照片,每天都想,你現在是什么模樣了。前幾天爸爸在街上看到一個小姑娘,就走去說,我能不能抱抱你,我知道那不是你,但我覺得,你就長那模樣?!?/p>

(本文根據袁超俊回憶錄改編,內容參考《紅巖春秋》1998年第2期《華潤——在大決戰中創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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